史景迁:眺望东方——西方人眼中的二十世纪中国

本文是着名汉学家史景迁论文集《中国纵横》的节选,原标题为“眺望东方:西方人眼中的东方”。本书中译本曾于2005年在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近期“理想国”书系重译并在中国大陆出版。台湾亦有该书全译本(温洽溢译,时报出版公司出版)。端传媒经“理想国”授权发表节选,以飨读者。

即使我们今天仍不甚明了自己对中国怀着怎样的感情,也请不要过度焦虑。从西方人第一次踏上这块土地之日起,不管有多少西方人,也不管他们多么详尽地描述过中国,他们对于中国仍是不甚了解。

无论18世纪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对于中国的装饰品有过怎样真诚的赞美,那些人们普遍热衷于收藏中国家具、瓷器、壁纸和丝绸的“中国风”时期,随着沸腾如潮、积极猛进的早期工业革命和铁路时代的到来,便消失殆尽了。洛可可的光芒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自尊自大中也丧失了光辉。

很多迹象表明,西方人对中国的兴趣在锐减:从歌德温和而不屑一顾的评价,到他忠实的好友艾克曼对中国文化的象征不过是明亮的柳条家具的断言,到查尔斯·狄更斯笔下的匹克威克先生认为中国道德有意义是天方夜谭的评论,再到爱默生对于中国宿命论、出世哲学与西方的自由和动力论的比较分析。爱默生说过,中国如果想要进入先进世界,得由西方来使之“再生”。她曾是“世界童年的游乐场”,但现在必须强迫她成长。

在卡尔·马克思的早期着作中也论述过中国问题。他写到,中国如想要将“自由、平等、博爱”镌刻在长城上,尚需时日。确实,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到来对于中国历史性的革命具有一定意义,它们摧毁了中国闭关锁国的状态。闭关锁国,曾让中国一度得以在资本主义席卷全球的浪潮中坚守着封建主义的阵地。然而,也正是资本主义的传播,才带来了社会主义觉醒的种子。

在19世纪末,少数传教士还会被中国的贫困或鸦片的祸害所触动,对于大多数欧洲人来说,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遥远而被遗忘的政治问题了。在义和团运动之后,中国社会门户开放,后来清朝崩溃,民国初建,军阀混战,国共两党内战不止,西方世界并不期待从中国收获些什么智慧。当然,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布尔什维克革命、大萧条和纳粹主义的兴起,西方人也无法自诩西方文化的尽善尽美了。

但是,有趣的是,20世纪初正是西方的中国学研究蓬勃发展的时期。继19世纪的先驱理雅各(James Legge)、威妥玛(Thomas Wade)、丁韪良(W. A. P. Martin)、卫三畏(S. Wells William)之后的,是爱德华·沙畹(Edouard Chavannes)和福兰阁的经典历史编纂学研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的诗歌研究、喜龙仁(Osvald Siren)的艺术史研究、马士(H. B. Morse)的外交史研究和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的传教史研究,这些研究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即便今天活跃在中国学研究领域的学者,仍然要感谢这些先驱的努力。他们在20世纪早期就致力于中国学的研究,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对于中国历史文明的尊敬。(当然,也有一些恶作剧的怪人诸如埃德蒙·拜克豪斯[Edmund Backhouse],他确实是一个异类。)

上文列举的着名学者包括瑞士人、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这说明20世纪西方视角下的中国研究已经吸引了全球范围内学术界的目光。这种国际性也许是得益于电报的发明、报纸外派记者的增多、印刷业的变革,或许还应该加上西方国家流行的自愿(或者是因政治流亡)客居他乡。能够确定的是,在20世纪,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方式推动着中国学研究。因而,西方认识中国的视角繁多,若想弄清楚,我只能放弃按年代顺序逐一分析的方法,转而采用更宽泛的分类去研究它们。

我们可以依靠一个准确、翔实却有限的综述来了解西方对中国的研究。这就是伊罗生(Harold Isaac)颇具影响力的着作《心影录》。伊罗生将美国眼中的中国形象分解成几个时期:1905年至1907年的“恩惠期”,1937年至1944年的“钦佩期”,1944年至1949年的“幻灭期”,以及50年代的“敌意期”。这一年表准确地描绘了在国民党时期、抗战时期、内战时期和共产党胜利初期美国对中国的反应。

在这一段时间里,美国对华态度第一次被广泛而谨慎的政治力量所左右——从亨利·卢斯(Henry Luce)的《时代—生活》尝试影响美国人的对华观的努力,到麦卡锡主义者、百万人委员会(Committee of One Million)恐吓美国人以打消他们对中国大陆的同情……如果让我来接着伊罗生的年表往下写,我可能会加上1970年至1974年的“再度觉醒的好奇期”,1974年至1979年的“天真的迷恋期”,1979年至1980年代的“新怀疑期”。毫无疑问,将来还会有新的变化。

下面将不再重复或扩展伊罗生论述20世纪中国的公式,这需要对有关现代中国的历史和政治报告进行仔细的研究。而我想要简洁、集中地讨论影响人们观念的一些最重要的媒介,主要是小说(也包括小说之外的电影、电视),看它们是怎么展现主人公和中国人的关系的。

显然,最能认识这种关系的方法是研究在中国的中国人。这种方法当然是最具政治性和历史性的分析,也产生了有趣的小说效果。最具影响力的例子便是赛珍珠(Pearl Buck)的作品,描写了在焦灼、破碎的土地上的中国农民(以《大地》最为着名)。她以奇特的古韵之语,似乎要将当代中国的经历融入一个永恒的时空之中,这也正是很多西方人——包括孟德斯鸠和黑格尔——对华认知的核心。

但是,其他一些作者却从中国场景中的中国人身上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在《狄公案》(Judge Dee)中,高罗佩(Robert van Gulik)塑造了一个战胜艰难时势、精明正直的主人公形象。在开龙(Kai Lung)的故事中,恩尼斯·布拉玛(Ernest Bramah)塑造了一个令人捧腹的“儒生”形象,他装腔作势、咬文嚼字,抓住汉字间的细微差别不放。近些年一些反思“文化大革命”题材的小说问世,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陈若曦的《尹县长》的精细微妙,也有《北京最冷的冬天》(The Coldest Winter of Peking)的大胆豪放。

与上述作品的视角截然不同,还有一些作品描写了中国土地上的外国人,让西方读者能更加直观地了解中国(当然,这些作品也有自相矛盾之处,因为要“贴近”西方读者就难免与中国精神的“现实”相脱离)。很多西方杰出的游记作家抓住了这样的机会,如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格莱姆·派克的《两种时间观》,西蒙·莱斯的《中国阴影》,以及舒衡哲的《漫漫回家路》。

与报告文学相比,这些小说和电影强化了主人公的形象,也将戏剧性的情节展现得更突出。例如约翰·赫西的《孤石》中那位年轻而奋发的工程师,抓住机会开发长江的水电资源;电影《袁将军的苦茶》(The Bitter Tea of General Yen)中被绑架的女主人公,毅然投入了中国内战;詹姆斯·克拉韦尔和罗伯特·艾利根特的《大班》或《王朝》,将中国内地和香港联系在了一起。

在这类小说或电影中,最出奇的要数艺术史学家谢阁兰(Victor Segalen)的《勒内·莱斯》(René Leys)。谢阁兰塑造了一位聪慧的欧洲语言学家,并且精心描绘了内部腐朽堕落的清王朝逐渐丧失昔日光辉的过程。大多数描写在华西方人的小说,其结局都是以西方人的孤独感和沮丧感告终,他们都发现自己难以跨域“我们”和“他们”之间的鸿沟。约翰·赫西(John Hersey)那引人入胜的小说《召唤》,写于1985年,仍然继续讨论着这一主题。

那么,如果我们将某个中国人放在西方的场景当中,会怎样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寻求着同化中国人的可能性,而这种同化在西方人看来,是不可能在他们自己身上实现的。陈查理,一位笨手笨脚但总是能成功的探长,与傅满洲形成了令人欣慰的鲜明对比,他通过顺从西方社会,最终成功融入了身边的白人圈子。中国的功夫大师们——这些孤独、逍遥的英雄,与西方白人中那些独行、神秘的枪手非常契合,但在唐人街的喧嚣中却显得格格不入。他们内心强烈的孤独感如同对西方社会的融入感一样安慰人心,因为这是支撑西方社会的道德准则。同样孤独的形象也可以放在欧洲,或者是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中国香港那些模糊不清的圈子中,这些在保罗·斯科特(Paul Scott)、詹姆斯·法雷尔(James Farrell)和韩素音的笔下都有生动的描写。

能够用单个的中国人形象来打动西方读者的,最成功的作家还是住在美国的华人,他们以中国人的价值观为创作主题,出版了颇具影响力的着作:如汤婷婷(Maxine Hong Kingston)笔下的《女勇士》,一个怒不可遏、结结巴巴但还算口齿清楚的叙述者。在这本书中,西方的文明白人摇身变成了魔鬼和幽灵,纠缠着女主人公的双亲。

很多以不同方式展现中国的作品,都影响着我们对中国人和中国文明的认识。但是,以中国为背景的小说不一定就是关于中国的,正如在伏尔泰的笔下,中国可以是一个工具,或只是一种衬托。

因此,有些以中国为背景的着作讨论的是作者自身的政治观,虽然相当有名,我们也不能把它们当成描写中国的作品。例如安德烈·马尔罗的《征服者》和《人的命运》,仔细阅读这些书后就会发现,书中的中国人很少作为主人公出现,而仅仅是在他人的言辞中被提及。在贝尔托·布莱希特的《四川好人》中更是如此,中国只是一块背景幕布,并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贝尔托将故事背景设置在军阀混战时期那广袤、肥沃、封闭的西部省份,有些人相信这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在得知贝尔托写作时认为四川不过是一个小县城之后,也改变了最初的看法。卡夫卡笔下的中国也同样如此,尽管描写得惟妙惟肖,但也只是空中楼阁,只是以幻影来探索孤独和时光的世界。(这种探索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国的万里长城》中展现得更为生动。)

另一部把中国仅仅当作工具的杰作,是詹姆斯·巴拉德在1984年出版的《太阳帝国》,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在上海设立的龙华集中营,作品中贯穿着对于痛苦和意志的深刻而精到的思考。故事通过主人公吉姆—— 一个在集中营中挨饿的孩子的视角审视了这场战争,再现了西方战俘和日本战机飞行员的双重悲剧,而其中的中国人大多以幕后的角色出现—暴民、沉默者或是尸体。在日本人用来交换战俘和放置掠夺品的废弃足球场上,“吉姆躺在那里不动。这时虹口油库起火,焚烧的火焰照亮了看台上抢来的电冰箱的门,照亮了白色凯迪拉克牌汽车的散热器格栅,也照亮了蒋总司令包厢中石膏女神的落地灯”。这是一个梦魇萦绕的世界,尽管长江从这里流过,“这宽阔的江流已经容纳不下死去的中国人了”。

不管作品中有多大的局限性,我们并不能把这些五花八门的观点简单看成只是反映了西方文明的偏见,或是对东方文明利用性的态度。爱德华·萨义德在他最具影响力和热情的着作《东方学》中强调西方学者的“认知帝国主义”,留下了很多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在过去的四百年中,描绘中国过程中的挫折和磨难绝不是一篇综述文章就能概括得了的。但这项工作也本应如此,没有人能够轻松地让其一目了然。我们对于中国的认识越发迷离恍惚、越发叠床架屋,也许就越接近那难以捉摸的核心: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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