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工农兵学员同校

一九七八年开春,我去南京气象学院上大学。

入学的时候,上两届同学还没有离校。他们是七五级和七六级的工农兵学员,我的学长。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我和七五级同校一年,和七六级同校两年。

入学第一天,我们新生找到宿舍,放下行李,就有学长来串门拜访,寻找老乡。

他们不认生,推开门来,一屁股在床铺上坐下,掏出香烟点上,自我介绍,然后是聊系,聊学校,聊老师的八卦旧闻。身上有一种工农兵的坦率和直爽,烟灰直接往地上弹。一副大大咧咧反客为主的模样。

在学长的串联下,入学两天,本班同学还没有熟识,一个个乡党小集团先在校园生成,跨系科跨年级,隔着上下楼可以听到哇哩哇啦的各地方言。核心人物就是这些学长。

有一个七五级的学员,自称是无锡人,却不会一句无锡话,我也不知道他是怎幺会事,他认领我是他的老乡。

既然是我的老乡,又是我的学长,在学校里他就以一个长者的样子处处罩着我。因我的存在,他有了一种监护人的身份。

他来我宿舍聊天,说他是哪年从无锡支边到新疆,后来又从新疆哪个地区推荐来学习的。还说到和老师打架的事,为了一个什幺体育器材,他一记高鞭腿踢到带体育课的郭老师的脑袋上。

他说这话的时候满不在乎,却让我宿舍同学听得面面相觑。大学老师在他眼里如同路人,该出手时就出手。关于这事,直到我们毕业,大家还没有忘记。

让我讶异的还有。这位学长在校园里好像没有不通达的地方,从院系办公室,到食堂传达室小卖部澡堂子,出入如同自己家一样随意。

一次我去学校理发店,剃头师傅没在,竟然他在。不知他和人家什幺关系,不读书竟然给人看店。见着是我,他示意让我在椅子上坐好,拿起剃头工具就帮我推起头来,还特熟练,完了还不收我钱。好像那店就是他开的一样。

还有一个从西藏来的学员,黑胖黑胖,语言表达功能有些障碍,说话含混,面部表情好像总是在对谁含笑示意,当你顺着他眼神望去,前面常常是一棵树或者一堵墙。

这些高年级的学长们来自基层,都是各项各业的建设者,在社会上久经历练,身上带着一种社会职业特质,圆融成熟。

在他们的宿舍门上可以看到用颜色涂写的告示“击门者,闻音方入!”或“午休时间,谢绝朝圣”或“你大舅你二舅都是你舅”,种种此类文字,个性张扬,玩世不恭。

他们看待老师更像自己的兄弟朋友。他们和老师闲聊,谈笑风生,互相让烟还互相点烟。路上碰见,要幺点头示意,要幺就是勾肩搭背的同行,让人分不清谁是学生谁是老师。

而南气院的老师们也好像很适应这种师生交往的方式,没有高低等级的架势和我概念中的师道尊严。大学老师看上去个个谦卑平和,笑容可掬,与其视这些工农兵学员为自己的学生,更像视他们为老熟人一般随意。

他们带薪入学,出手阔绰,不少人是基层单位的技术能手,品学兼优,不乏已经有多年党龄的党员。他们来上大学,像是来进修培训。三年大学后,拿一张大专文凭回到基层,成为单位重点培养的第三代第四代岗位领导。

相对于他们,七七级的同学靠家里支助,靠国家助学金维生,贫富不均,年龄参差不齐,老老少少挤在一起,更像一群乌合之众。

七五级很快毕业了,我的那位老乡也不知后来去了哪里。

我们和七六级的学员相处时间比较长,关系也亲近。

我所读的是大气探测系,七六级只有一个班,却是人才济济。刚入学的时候,学校欢迎新生,他们在校礼堂表演了话剧“枫叶红了的时候”。

这是当时社会上很红的一台戏,是关于“四人帮”粉碎前后的发生在科研单位的一场阶级斗争。话剧是在我们入学之前就已经排好的,其中有两个角色,包括一个演坏人的反派角色,是从南气院所在地的盘城公社文艺宣传队借用的。话剧演出的水准几近于专业话剧团。

据说在为我们表演之前,就已经在南京多个高校巡回演出过。并在南京几家大剧院举办过商演。

参演的那些学长们,显然在原单位就是文艺骨干,个个有丰富的表演才华。有一个女同学很像《春苗》电影里的李秀明,面容清丽,更有成熟女性的稳重,成为我心中的女神。

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七六级的学员学习要比以前的工农兵大学生刻苦努力。他们的心理压力也重。当时校园的主角在渐渐发生转移,由原来的工农兵学员转移至由高考招来的正规大学生,尤其是七五级走了,七八级入学,这种情势更加明显。学校的教育大纲和教材都为我们重新编写,为我们推出的师资阵容也是南气院的看家底子。学校一改原先的状态,学风高涨,读书成了校园的主旋律。大家都在紧张的追赶,起早贪黑的学习。微积分在做苏联的《吉米多维奇习题集》,英语直接照《牛津词典》背。基础课还没有学完,校黑板报上就在讨论运用富里叶快速变换求解气象方程的设想。图书馆阅览室需要排队才有位置。

七六级学员进入不了这样的节奏,明显有了一种被边缘化的感觉,像是一群时代的弃儿,在校园里显得孤独冷落,甚而怨忿。他们甚至忌讳工农兵学员这个称呼。平时也不跟大家到图书馆抢座位,去加梯教室和我们一起自习的也不多,多数躲在宿舍里和系教育楼里的教室看书。他们与新的校园氛围不合,于是把自己严严的封闭起来。

但不管怎样,在我们眼中他们始终是学长,对于他们,我们永远是尊敬的。尤其是同一系的,相处的十分友好,对外有跨系的蓝球排球比赛,我们就组成一个球队,像一家人一样,相互支援鼓励。作为七七级,大部分同学也都是从社会上来的,许多人年龄比他们还要大,整体上比较成熟,懂得理解,懂得回避他们的敏感之处。然而七八级新生情况就有些不同了,平均年龄要低一些,应届生偏多,在说话口气上有不注意的,引起七六级学员的不满,就放出几句狠话来。

从南气院走出去的,以后都将在气象部门混,彼此低头不见抬头见,凡我们学大气探测的,毕业后离不开雷达操作。七六级先我们一步走上岗位,先入为师,那狠话就是:出去后要撞在我手里,连雷达都不让他碰。

八零年元月,七六级离校,也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离校。他们的离校成为一个标志,从此工农兵大学生成为历史。

为欢庆他们的毕业,我们在一起举办了联欢晚会。那次晚会上,他们一如既往的挥洒他们的表演才艺,有些小品竟然是即兴创作。我们班出了好几个节目,我脱稿朗颂了高尔基的《海燕》和自己写的长诗“征途上我们自会重逢”。

那次晚会大家都很激动,夜里回到宿舍,同学们余兴未尽。我一夜无眠。

临走的时候,学长们把一腔怨气发泄出来,将瓶瓶罐罐往楼道里摔,将好好的暖瓶也往下砸,将不带走的书本教材撕成碎片,从窗子里往下撒。乒乒乓乓的爆炸声不绝于耳,整个宿舍楼一片狼藉,碎纸和玻璃渣子铺满楼道。

事后,系辅导员对我幽默的说,这景象就像国民党败退没有两样。

他们用这种方式宣泄心中的不平,最后一次在校园里表达了他们的存在。

他们中大部分人是从各地的气象台站推荐来的,还有不少是单位出钱培养的,三年学完没商量,哪来哪去。问题在于来的时候是单身,走的时候结成了一对对恋人,一些在原单位有男朋友女朋友的,到了大学里也换了新人。对此系里考虑实情,多方协调,尽量照顾情侣分配去往同一地区。有一对未能如愿,那男的气血攻心,一脚踹开系总支办公室的门,操操的要找人拼命,吓得老书记直打哆嗦。

工农兵学员中每一届都有留校的,我们的一位体育老师,系里的政治辅导员,以及电子实验室的助理都是上两届的工农兵大学生。他们陪伴我们走完余下的学业,送走后来的一届一届新生。

上一篇: 下一篇:

相关文章